据佳家利保险箱了解 ，我国的金融改革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经经历了30多年。与经济改革的总体战略相一致，我国的金融改革也采取了渐进模式。应该说，尽管还有很多方面的改革需要继续推进和深化，但渐进改革的成就不容低估。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30年的银行和资本市场改革，我国几乎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一个现代化的金融部门，且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出现大的金融动荡！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任何金融动荡都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而且很可能使已开始的改革进程被迫中断甚至出现倒退。基于理论和几十年来中国自身的改革经验，可以认为，尽管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和金融改革具有紧迫性，需要从总体上加快推进，但在策略上仍然应该采取渐进模式，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渐进的改革模式的核心，是任何一项改革内容的出台都应该考虑其条件是否成熟，时机是否合适；同时，在操作层面上，需要特别注意不同的改革措施出台的先后顺序。正确的顺序会促使改革顺利发展，而错误的顺序则可能导致动荡和混乱。权衡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各项金融改革措施，在顺序的设计上，应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原则之一，是市场主体的改革和扩大应该尽快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先于金融资源价格的进一步改革。这是因为，金融市场体系的形成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市场主体存在，否则这个市场将不具效率，也无法具有竞争性的价格水平。目前，我国银行市场的集中程度明显偏高。据统计，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市场份额高达70%，20余家股份制银行的市场份额为23%，中小银行的份额为5%～6%，外资银行份额为2%。相比之下，美国8000多家银行中的最大10家，仅占30%份额。这表明，推出降低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门槛、允许民营金融机构设立的相关改革措施迫在眉睫。

　　同样道理，在资本市场上，新股发行体制的改革也应该尽快实行。因为由监管部门主导的核准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上市公司这一证券交易主体的形成，进而制约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规模。长期以来，由于新股发行体制不合理，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制约，我国的上市公司总量仅2200多家，在数量上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远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是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比例过低的一个重要根源。

　　原则之二，是在整体协调推进的同时，国内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改革应该先于对外金融的自由化。这意味着，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包括市场准入的放宽、利率市场化以及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的扩大等改革，应该先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一步改革。国内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改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是理顺金融资源配置的关键。只有在国内充分形成了合理的、基于市场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之后，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才能取得最好的成效。

　　这里重点讨论一下汇率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顺序问题。积极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已经被写入《决定》，是未来几年金融改革的重点之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已经有很大程度的提高。根据IMF的分类标准，在40个资本项目中，我国已有14项基本可兑换，约占35%；有4项完全不可兑换，占10%；其余为部分可兑换，有22项，占55%。从限制的具体项目看，目前受到比较严格限制的项目主要是外国居民在我国证券市场进行资产的购买和销售，以及我国居民去国外进行投资，包括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

　　展望未来，这些领域限制的逐步放松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并会带动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进出的频率也将不断提高。面对这样的新趋势，改革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具有非常突出的紧迫性，应尽快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真正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安排。之所以需要这样做，一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弹性汇率安排可以大大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成为阻止外部市场动荡对国内经济冲击的“防火墙”。在未来，伴随着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的提高，我国的经济将更大范围和更深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从而也会更为经常地遭遇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冲击（如QE冲击）。在僵化的汇率安排之下，任何国际商品的价格波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都会直接传递到国内经济系统中来，直接影响或冲击后者的稳定；而在弹性汇率安排之下，人民币汇率的及时调整则可以有效地抵御或阻隔这些不利影响。二是当资本大规模流入或流出时，汇率的相应变动（即升值或贬值）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逆向调节作用，增大资本流入或流出的成本和风险贴水，从而阻止资本的进一步流入或流出。三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包括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均证明了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性。

　　据佳家利保险箱悉，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始于1994年，至今已经有近20个年头。期间，受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制约，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进展缓慢，对美元汇率上下浮动幅度至今仍然维持在1%。而目前，则是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扩大浮动幅度的最有利时机。一是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已经明显下降，占GDP的比重已从2007年的11%下降为2013年的2.1%，扩大弹性后发生大幅度升值的可能性很小。二是由于美国已经启动QE退出战略，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中国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在汇率弹性扩大后，人民币名义升值的机会十分有限，也就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明显的不利；即使出现资本大量流入，升值本身也将对流入产生抑制作用。三是在资本账户可兑换程度进一步提高之前，扩大汇率弹性有助于积累管理经验。

　　原则之三，是金融监管改革和相关的配套改革必须尽快进行。无论是降低市场准入还是利率自由化改革，都将导致市场竞争的加剧，并可能导致市场主体产生过度冒险行为，最终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尽管有多方面的宏观经济原因（如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等），但在微观层面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金融开始自由化之后，当局没有能够及时对不断升级的业内竞争格局进行必要的监管，特别是忽略了对大量出现的表外业务的监管。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值得我国认真吸取，这就需要我国在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强和完善有关的金融监管措施。当前，应特别关注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等创新活动带来的潜在风险，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监管措施。

　　对于在深化金融改革过程中相伴而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除了需要加强事先和事中的监管之外，还需要加强事后应对风险的管理机制的建设。《决定》明确要加快存款保险（放心保）制度的建立，是非常明智之举。建立一个设计良好的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自由化，特别是存款利率自由化的重要前提，因为它可以在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时，有效地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和扩大。
  　从世界各国的改革经验看，面向市场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有两种模式——激进模式和渐进模式。激进模式是指在1～2年的时间内，全面废除金融领域的各种管制措施，包括取消银行市场的准入限制、实现利率自由化、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取消资本项目管制等。上世纪70年代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90年代初期的一些东欧国家都曾经尝试过这种模式。渐进模式则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按照一定的顺序，逐步解除上述限制。比较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激进模式可能意味着较高的改革效率，但往往伴随着较大的短期阵痛，出现金融动荡的风险也比较大，多数实施激进模式的国家均在改革后不久遭遇了金融危机；相反，渐进模式很少遭遇金融危机，但同时也可能要承担一定的延迟成本。